选自《田家炳先生的故事》一书与六品有关的内容
一. 尊重包容
田家炳先生的九名子女，全部都在印尼出生。一九五八年，田先生决定举家从印尼移居香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让子女可以接受华文教育，继承中华文化。
正如朱柏庐《治家格言》所言：“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田先生承传了父亲的祭祖传统，每逢春节及清明节，都必定在家举行祭祖仪式，要求每一位子孙都要衣着整齐，遵规守矩地参加。祭祀时，田先生带领子孙向祖先的画像行三跪九叩之礼，态度恭敬严肃，诚心地向祖先禀告家庭及业务的状况，以告慰祖宗在天之灵。
田先生除了热爱中华文化，重视乡情，也很注重客家文化的传承。他认为客家人必须会讲客家话，所以在子女年幼时，便要他们学习客家话，更常常用“宁卖祖宗田，莫忘祖宗言”一语来勉励子女。这是客家人的一句祖训，旨在劝勉子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丢掉祖宗传下来的语言和文化。
所谓“祖宗言”，除了指客家话外，也指客家精神，就是刻苦耐劳、艰苦奋斗、拚搏的精神。田先生对自己是客家人的身份感到自豪，希望子孙也能承传客家人“勤俭诚朴”的美德，并将之发扬光大。
田先生多次带同子女回乡省亲，看看拱辰楼和田氏宗祠，追溯祖先血脉延绵，实践敬念祖先之德。
古人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田先生以身作则，让子女明白身为子孙要孝敬父母和长辈，更要时常心存感恩，克尽孝道，不忘本。
田家炳先生教导子女的方法，除了以身作则，也会循循善诱，引导扶持。他的要求虽然高，但对于子女的成绩，却是从不苛责，更不会打骂。
三女忆及她念初中二那年，因为反叛而厌倦学习，整个人懒懒散散的，不爱读书。第一个学期派回来的成绩表，有几科不合格，她心里很害怕，恐被父亲责骂，战战兢兢递上成绩表；没想到父亲看了之后，签了名，只淡淡地说：“你以后要好好用功。”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
“我当时难过得很，几乎掉下眼泪来，自此之后，再也不敢怠惰，以免令爸爸失望。”三女说。
二子亦有类似的情况，学业成绩曾经出现“红字”，父亲同样以平淡的语气说：“以后要好好读书。”然后拍拍儿子的肩头，便不再唠叨追问。这对他后来出国读书，发愤向上，有莫大的影响。
四子也说过：“我怕爸爸，不是害怕被责骂，是怕我做得不够好，既影响了爸爸的声誉，也让他失望。”
田先生继承父亲“寓教于爱”的教育精神，带着爱心引导子女，让他们受到启发和鼓励，一直都“规规矩矩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
田先生的子女永远忘不了父亲的训诲：“为人儿女者，纵不能做大事业以显亲，但起码不应该做坏事而辱亲。”
现任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张海东先生，二十多年前任职于四川师大外事办时，曾与田家炳先生有多次接触。一九九九年初，学校委派张先生往香港探望田先生。张先生因不熟悉环境，找来找去也找不到田先生的住所。他既紧张又焦急，无计可施下，最后决定回酒店致电田先生，听筒里传来田先生亲切的声音：”天色已晚，你在香港人生路不熟，就在房间等我吧。”其后，赶过来酒店的田先生，不但毫不介意，还对张先生在香港的行程与食宿安排关怀备至。
田先生为人忠厚善良，也热心提携后辈，即使是对初次谋面的人也常常关照得细心体贴。平时无论在公司或家中会见外地访客，大至交通路线、车站出口位置，小至如何找门牌号、怎样按门铃等，田先生均会主动提醒来宾，巨细无遗。在二零零一年，田先生卖出九龙塘大宅，租住公寓后，又生怕客人摸错地址，往往和夫人提前五至十分钟在公寓大闸门外路边“恭候”客人。
田先生不但关心来访者，他到各地参加活动时，亦处处表现出随和、谦逊的一面。
二零零七年五月，田先生访问广东汕尾城区田家炳中学，校方为表对田先生的尊敬，特安排师生在校门外排出长长的欢迎队伍。然而，田先生并没有像其他嘉宾般驱车直入校园，而是在队伍前方下车，沿途不停与师生招手寒暄，徐徐步向学校。之后，校方安排田先生与学生交流座谈，田先生畅谈自身经历及人生价值观，言谈间亲切和蔼，全无富人骄傲之气。
田先生认为交友处世都要出自真心，不敷衍也不虚伪，从他待人处事的细节中，处处都能体现出他温仁谦厚的性格。
客家人是来自中原的大迁徙民族，内地及东南亚不少城市均设有客家人的同乡会。早于五六十年代，旅港的大埔人已定期聚餐，藉以联系乡情。
大埔县旅港同乡会永远副会长刘南琴先生忆述，田家炳先生于一九六九年率先捐出筹备经费，与几位乡贤成立同乡会，后再购入一个单位作永久会址，为同乡提供一个“聚脚点”，田先生被同乡推举为永远会长，会址内的大堂也命名为“家炳堂”。
刘副会长说：“炳叔虽然公务繁忙，不能经常参加聚会，但从不吝啬地给予同乡会无限的关怀与支持。早年不少新来港的同乡获聘在田氏工作，协助他们适应新生活。此外，炳叔还成立了‘田家炳教育贷学金’，免息支持大埔子弟在香港或海外升学。”一九九零年，田先生又出资重修会址，令日久失修的同乡会焕然一新。
田先生于一九八五年在台湾捐资成立田家炳文教基金会，设立奖学金鼓励及嘉惠清贫学子，并兼及文化教育推广；后因孳息减少，于二零零五年结束基金会，将办事处捐予台北市大埔同乡会作为永久产业，租金收益拨作“田家炳奖学金”。
早年，田先生凡到内地或海外公干，都会邀约当地同乡见面聚会，维系乡情之余，更以“我们身上流淌着客家人的血”，勉励大家要弘扬客家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田先生桑梓情深，对于客家人的大型聚会也会尽量参与，如：世界客商大会、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大埔同乡联谊会等，其浓浓的家国情及乡情，令人敬仰。
“广泰兴”的砖瓦窑业一向由田家炳先生的母亲房氏管理，她事事亲力亲为，与工人同甘共苦，充分表现出客家妇女勤俭持家的美德。在玉瑚公逝世后，田先生为着减轻母亲的操劳，努力开拓业务，勤劳刻苦，使田氏的窑业发展得非常顺利。
在洽谈砖瓦生意的同时，田先生锐意改善产品品质。他发现原本使用的烧制的方法对砖瓦的质量影响很大。瓦窑厂沿用土法建造的窑，以木柴、芦草作燃料，常因火力不均匀，导致热度过高或不足，影响了产品的质量，造成损耗。
他细心研究后，减少了每次放进窑内的砖瓦数量，并改变了摆放位置，使前后排的距离由疏而密，从而加强热空气的流动，大大改善了砖瓦受热的平均度。经改良后，砖瓦的产量虽然略为减少，但整体的品质却提高了，次货数量也大大减少。
过往，瓦片不论好坏都是同价出售。田先生立意创新，将瓦片由统一价格改为按品质定价。他将上品瓦片的售价略为提高，同时调低次品的售价，并请买家体谅购买若干比例的次品，用在比较不重要的地方。此举既能平衡收益，同时又表现出诚实无欺的作风；对于这种改变，买家也乐意接受。由是，产品销量得以提高，亦增加了公司的利润。
田先生以“诚实厚道”的态度营商，能“事事将心比心，常为对方设想”，从未与买家发生过不愉快的争执。短短两年间，砖瓦生意蒸蒸日上，得到叔父、族人的肯定和佩服。
田家炳先生初到印尼谋生时，曾发现一大块具备好水源的荒地，特意介绍朋友发展木薯加工厂。朋友奇怪地问：“附近无人种木薯，怎样发展木薯厂？”田先生笑着分析：“有木薯工厂便会有人种木薯，这个是供求问题。”朋友想想后觉得他言之有理，遂投资开厂，结果带动不少印尼人种植木薯。
其后，田先生再向朋友提议：“你给木薯农一些运费津贴，与他们建立良好关系，对工厂日后的供货及营运都有帮助。”这建议让朋友的工厂与木薯农保持着友好的合作关系，厂方也获得好回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塑胶下游加工业不甚发达，主要原因是欠缺本地原材料生产商，订货成本较高之余，安排也欠灵活。田先生设厂生产塑胶薄膜及人造皮革，为本地下游加工业创造了发展的机会，提供了互惠共赢的供求环境。
“重情谊”是田氏的公司文化，田先生与客户、原材料商及服务供应商都保持密切的关系，培养出深厚的情谊。与田氏合作多年的德国原料商，即使多次易手，对田氏的良好评价依然维持不变；日本供应商也因为信赖田氏，乐意提供最新的行情资讯。一九七四年，田先生的长子回港协助管理工厂业务，德国和日本供应商都主动为他提供专业培训，让他在短时间内掌握生产技术。其后，大家亦合作无间，一起研发新配方，开拓新产品市场。
“做生意要有眼光，也要有互惠共赢的胸襟。”田氏父子深明此理，正是经营事业成功的关键！
二. 孝悌慈爱
田家炳先生于一九一九年出生，祖籍广东大埔。
田先生向以出身客家世裔为傲，他在一次访问中述说：“客家人原是中原望族，拥有‘勤俭诚朴’的传统精神，虽然屡经天灾战祸和颠沛流离，但在恶劣环境下仍不屈不挠，坚忍拚搏。
“按我田氏族谱记载，田氏始祖田完公，源于春秋中期的山东省。秦朝时，因避战祸而向各地迁徙。宋朝时，先祖被钦点翰林院，出任福建汀州府知府，勤政爱民，获御赐‘民歌善政’匾额。
“我大埔开基祖约于一三六八年前后迁入。十四世高祖生平行善积德；十五世曾祖获咸丰皇帝授予河南府经历钦加六品，敕授儒林郎；十六世祖父曾协助惠来县族人申雪一些冤案，深得当地民众爱戴。
“先父玉瑚公为人公平正直，怜孤恤寡，关心社会民众疾苦，又善解纷争；乡民凡有受屈或纷争，都会请先父主持公道，断明是非。先父重视教育，家教甚严，对我影响最深，他以朱柏庐家训《治家格言》教导我做人处事的道理。这篇格言共五百一十六字，字字珠玑，涵盖面广，无论是待人接物、生活小节或个人修养，都有许多提醒，是行事为人的准则。
“先父每天教两句，待我背熟体会后，再教两句。我至今仍能流畅地背诵《治家格言》，不但牢牢记住，而且努力实践，做到知行合一。”
田先生常自警惕：“田家一脉世代诗礼传家，先祖们显亲耀祖的光辉事迹，都在鞭策子孙后代，要行善积德、不做违背良心之事、不取不义之财。俗语有云：‘上梁不正下梁歪’，我要以身作则，为子孙树立好榜样。”
拱辰楼建于清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年），设计典雅大方，东面就是纪念唐代文学家韩愈的韩江，目前是大埔县级重点保护单位、旅游点及德育基地。拱辰楼是田家炳先生的祖居，也是他出生的地方。自建成后，田家共有五代人于祖居生活、结婚、生儿育女，相亲相爱，共处融洽。
有一次，父亲玉瑚公把儿子家炳带到拱辰楼的正门，指着门额上说：“你可知道，祖先留给我们这所房子，为什么定名为拱辰楼？”
玉瑚公耐心地解释：“拱辰楼的名字，出自《论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是当政者以德行来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安居其所，其他的星辰，则井然有序地环绕着它的周围。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要‘以德服人’。”
年幼的家炳，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玉瑚公继续说：“这所房子是高祖亲手建造的。他不仅希望田氏家族世世代代诗礼传家，家道殷实，人人洁身自爱，弘扬上代积善积德的精神，更希望田氏后人能报效国家、造福民众。你曾祖父及祖父都恪守祖训，没有辜负拱辰楼这个门额。我为你取名‘家炳’，便是希望你将来能创出一番事业，造福百姓，彪炳百代，不仅是孝顺爸妈，也可发扬祖德。”
孩提时代的田先生，尽管未必完全了解父亲的话语及用意，但他在心中已烙下“要显亲，不要辱亲”的深刻教诲。
自此，他一生谨遵父训，不单继承玉瑚公乐善好施的遗志，泽被乡里，后更为全国的教育和福国利民的事业竭尽绵力，没有辜负父亲对他的殷切期望。
“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华传统美德，在中国人的道德规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田家炳先生经常说：“孝亲之身，不如孝亲之心。”这句训语源自他的一次亲身经历。那次经历不单让他改掉了偏食的坏习惯，更深刻领悟到孝顺亲心的深层意义。
原来小时候的田先生和很多小孩子一样，曾有偏食行为。有一次，母亲从厨房端出一盘苦瓜，放在饭桌上，他一口也不吃。也许，苦瓜的味道一如其名，比较苦涩，大部分小孩子都敬而远之。
玉瑚公端坐饭桌前，瞧在眼里，便苦口婆心地对儿子说：“家炳，每一颗苦瓜都是你妈妈亲自下田种植的。苦瓜有清热解暑、明目去毒的功效，多吃于身体有益。爸妈怎会给你吃不好的东西？”
父亲又说：“子女在生活起居上，吃得好一点，健康地成长，令父母感到安慰，这是孝亲之心的基本之道。
“再进一步是不做坏事辱亲，减少父母担心；长大后，多做一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大事，光宗耀祖，这就是孝亲之心的最高境界；这些都比孝亲之身重要得多。”.
父亲的说话让田先生明白“孝”的层次和真谛，感悟很深。
自此，他时刻惦记着父亲的说话，凡是对身体有益的食物，定必全盘接受，不再偏食，也不敢做任何辱亲的事；更重要的是，他立志努力向上，将来造福社会，以报亲心。
田家炳先生共有五儿四女，他对每个孩子都一视同仁，绝不偏私，更不溺爱。
他的儿子忆述：“记得小时候，我们很少出门，主要因为人太多，爸爸觉得带我们出外，很难照顾。不过，我们九兄弟姊妹年龄接近，纵然留在家里玩，也自得其乐，大家都是很要好的玩伴。”
由于田家是个大家庭，孩子亦多，每次“总动员”出门，田先生都分外担心孩子的安全，要求他们“手牵手”，以防走失。
有一次，田先生带同九个子女到戏院看电影《江山美人》。经过一番折腾后，他们终于安全到达戏院，岂料戏院已经关灯“开场”了。他们静悄悄地，一个跟着一个，终于“摸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这时，戏院后方突然传来工作人员响亮的声音：“这孩子是谁家的呀？”此刻，大家才惊觉，原来三弟并没有跟上大队。
田先生曾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每个家庭都充满天伦之乐，那我们营造的一定是欢乐和谐的社会。”
时至今天，田先生的子女虽已各自成家立室，儿孙满堂，但他们仍然尽量保留周六回家聚餐的固定“约会”。田先生临终前躺在病床上，纵使身体虚弱得不能说话，仍在纸上写上给子女的叮嘱：“每逢拜六晚全家将来回住家作全家聚会以表亲情为盼。”
表面上，田先生是个严肃的父亲；实际上，他对子女充满关怀和爱护，为他们建立了一个温暖、和谐的家庭。
“胡须刺刺，谁人无用？”——这恐怕是田家父女之间最私密的俏皮话。
话说早年，田家炳先生下班回家，必定找女儿来亲亲，说要“胡须刺刺”。亲过后随手拍拍她们后脑问：“谁人无用？”言下之意是指：“今天有谁不乖，不听话无用？”
幺女总是抢先回答：“不是我！”说完便马上逃之夭夭，躲回房间，怕被爸爸发现她没有好好温习呢！
三女也曾因“胡须刺刺”而被同学取笑。原来当年上英文课时，老师要求同学们用“kiss”这个词造句子，她就说：“My father kisses me every day.”结果，引来全班哄堂大笑。这时，她才知道同学们的爸爸是不会亲她们的，大家都认为那是西方人的作风。然而，她不但没有感到尴尬，反而为爸爸的思想开明、与众不同而骄傲。
小时候与爸爸相处的趣事，温馨动人，在女儿们心中都留下了美好、难忘的回忆。女儿们长大后，都到了外国读大学，毕业后直接留在国外工作。虽然身在远方，但她们依然心系家人，每年都会一起商量轮流回香港陪伴父母。
田先生五儿四女都是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才把配偶带回家见父母，田先生都尊重他们的决定。“子女们能在一个幸福快乐、美好温馨的家庭中成长，长大后的他们肯定能建立自己的幸福家庭。”
田家炳先生在父亲的照料和教育下成长，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六年，但也足以影响他的一生。父亲教导他要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待人以诚，要自强不息、洁身自爱、凡事亲躬，也要爱惜食物、珍惜资源⋯⋯他自己身体力行之余，亦将这些训诲传给九名儿女。
一直以来，虽无明文规定，但田家成员自然地奉行一些习惯，例如：在家中要以客家话沟通；称呼兄姐必按长幼，不得直呼其名；拍摄家庭合照，要依辈份由大至小排列位置；晚饭要齐人才可开始，用餐时必须以筷子挟菜，用匙盛饭菜进食，以确保进食的卫生；节日或祭祖必须整装出席⋯⋯
不少大富人家，都将子女娇纵得“饭来张口，茶来伸手”。可是在田家，很多家务都由家人亲力亲为，从不假手于人。田家屋大人多，一般的家务，如洗衣、煮饭，已把妈妈和佣人忙坏了；非经常的家务，如柚木地板起渍打蜡、泳池换水清洁，会让九兄弟姊妹去分担。兄姐做好榜样，弟妹便会跟着效法，大家一同参与，乐在其中，一家人的感情更显融洽亲密。
所谓“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田先生认为教育子女，千万不可让慈爱变成了溺爱。父母如果只担心子女的享受比别人差，一味在物质上满足子女，缺乏正面的教导，结果就会将“爱”变为“害”。田先生言传身教，树立良好家风，这就是他的持家智慧。
田家炳先生的三女念初三时，学姐要准备毕业晚会的话剧表演，她们觉得学校的道具不够好，于是找她帮忙。
“你家那套家具更配合表演，我们想借用，你能帮忙吗？”
她希望能帮上忙，于是回家向父母提出请求，没想到父母一口答应。结果，一群穿着蓝色旗袍校服的女学生，浩浩荡荡地来到田家，二话没说，就把一件件家具，包括桌椅沙发，全抬到学校去。
就这样，客厅空荡荡的，一连好几天都没有家具，有点滑稽。“爸妈竟然放心让这群十来岁的女孩子，从家里搬走所有家具，一点都不担心她们弄坏。”回想往事，她仍心怀感激。
毕业那年的暑假，同学们即将各散东西，大家盼望能在离别前一聚。由于人数众多，加上经费不足，难以寻找合适的地方，有人就提议到田家的大宅聚会。于是她向爸妈提出，邀请五六十位同学来家里玩。
没想到父母不仅答应了，还让出整个房子，把游泳池注满水，又让佣人金姐留下来帮忙煮食。结果，一群女孩子在田家大宅里吃喝玩乐足足一整天，拼图、游泳、打羽毛球，甚至用长棍摘打龙眼⋯⋯各适其适，玩个痛快。
时至今日，她对当天恣意尽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对于父母的成全和信任，也感到很自豪。
作为父亲，田家炳先生认为“好的子女是我最大的财富”。对于子女的要求，只要是合理的，他都给予支持，这便是父爱的表现！
“影响我最大的人是我的父亲，我的成功离不开他的教导。”
田家炳先生在各种公开场合，经常提及早逝的父亲，每次都会哽咽难语。玉瑚公的人格德行与仁爱，乃至一言一行，都在田先生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
田先生曾于受访时解释：“先父体弱多病，不常到户外工作，所以我幼年的时光，大部分都是和父亲一起度过，就算他要招待客人，仍把我带在身边，我自幼便深受熏陶，日积月累下，成就了我说话不亢不卑，少年老成的风度。父亲的教诲，对我一生起了最关键的影响。今天的我，小有成就，我想他在天之灵，也应该感到高兴的。”
田家炳基金会于一九九四年在香港新界粉岭创立的田家炳中学，非常注重文学教育，校内定期出版文集，为师生提供笔耕园地。阮邦耀校长曾撰文，写出田先生出席学校活动时的一段小插曲。
有一年，田先生应邀出席学校以“寻梦、筑梦、圆梦”为主题的周会，与学生交流分享自己的成长及创业经历，讲述父亲对他做人处世的影响；他的事业成功，继而回馈社会，也是实践父亲对他的期望。
周会结束后离开时，他与阮校长一起步向停车场，在短短百多米的路途上，谈及对父亲的思念；抵达停车场时，他已禁不住泣不成声。事后，田先生为自己的失仪，向校长表示抱歉。对此，阮校长在文中这样写：”事实上，田老先生已多次在与学生分享后如此真情流露，每次我都被这真率之情深深感动。”
田先生忆父之情，自然流露。他一直视父亲为立身处世的模范，终身自我策励，不敢有负父亲对他的期望。
田家炳先生素来重视子女的教育，尤其是品格培育。他和太太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希望下一代健康快乐地成长，建立自己充实的未来。
田先生年少失学，他清楚明白到教育对个人成长及事业发展的重要。对于子女的学业，他早就有所规划。他先安排九个子女在香港接受教育，打好中文基础后，再到外国升读大学，从而接触世界、拓宽视野。他又会因应每个子女的兴趣和意愿，作出个别安排。例如，田先生希望长子多经历团体生活，便安排他在初中时入读寄宿学校；次子选择到瑞士读高中，学费和住宿费虽然昂贵，田先生也全力支持他在异乡独立生活。可是，田先生从不干预子女选读什么科系，只会提醒他们要以自己的兴趣及前途为依归；也从没要求子女回港协助其事业的发展，只期望他们能发挥所长，学有所成。
子女出国读书的日子，正值田先生的事业高峰期。虽然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仍关心子女是否适应外国的生活，经常抽空执笔，写上三至五页的家书，每次都用复印碳纸写成几份副本，分别寄给在海外读书的几个子女，勉励他们好好念书，洁身自爱，自强不息，从不透露工作的辛劳或家里的烦心琐事。
“处难处之事愈宜宽；处难处之人愈宜厚；处至急之事愈宜缓；处至大之事愈宜平；处疑难之际愈宜无意。”这是田先生给长女的手书，字里行间，亲情流露。长子忆述当年出国读书，在海外五年，父亲总共写了一百四十多封家书给他，他所积存的信件足足有三四寸厚。
家书抵万金，田先生对子女的关爱之情，完全表露无遗。
田家炳先生初到香港创业时，家境已算不错。
二子忆及儿时生活：“我们自小都无零用钱，间或有几毛钱可买零食，已是十分开心。我们也很少有新衣新鞋穿，妹妹穿姐姐的旧衣，弟弟穿哥哥的旧衣，玩具更是梦想中才有的东西。”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的香港，经济环境比较差，“很多同学跟我们一样，很少有新衣新鞋穿，但我们既非付不起钱，为何要如此刻苦，连普通的享受都得不到？”怪不得他有这样的想法。
田先生事业成功，亦善于理财，但在子女的眼中，他却是一位最淡泊金钱，对物质享受要求最低的人。
田先生不计较金钱的得失，却也从不乱花钱，常教导孩子该用则用，不该用就一点儿都不能浪费。他对个人的生活消费，几乎近于苛刻，但却肯花费在有意义的事情上。
二子仍记得，在六十年代初，香港曾举办过“空中游”： “有一次爸妈带我们坐飞机，环游香港。飞机在云层中因气流而升升降降，吓得我们兄弟姊妹大呼小叫。到今天回想，平时连坐巴士的钱都可省则省的父亲，为了增加子女见识，竟舍得花那么多钱，让我们去享受这么昂贵的玩意，他用钱确是另有深刻见地。”
田先生花在子女身上的教育费，只要用得其所，是绝不吝啬的。
三. 关爱仁厚
田家炳先生亲朋好客，早年经常接待从各地远道而来的亲友，家里常年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这些来自海内外的亲戚朋友，常由田先生安排住宿田宅。当中有读书的、工作的，还有外国的交换生，他们有些短暂寄居数天，有些甚至住上好几年。据田先生子女忆述：“爸爸妈妈一向宅心仁厚，乐于助人，从不斤斤计较。印象中，我家就像一个旅馆，经常都住满人，甚少只有自己一家人的。亲友凡有需要的，父母都乐意伸出援手。
“有时睡房不够用，哥哥弟弟还要让出房间，自己在客厅打地铺。妈妈经常要侍候全屋人的起居饮食，毫无怨言，有时还要陪同这些亲友办理事务，虽然异常忙碌，但能帮助别人，再怎样劳累，心里还是感到十分欣慰。”
四子忆述：”我们在香港的第一个家，是位于尖沙咀的一幢大厦内，一个面积不过七百平方呎的单位，高峰时全屋足足容纳了二十多人，不论厅、房都睡满了人；但我从没听过爸妈埋怨过一言半语，让亲友得以安心停留。”
六十年代初，田先生的侄孙郭德先因印尼排华而回国发展，加入了广西南宁足球青年队，奈何未能适应生活。田先生知道后，立刻为他亲笔去信市政府申请来港。郭德先来港后，田先生对他照顾有加，他后来加入香港的足球队，努力训练，成为名噪一时的足球门将，更代表参加亚洲杯，两度夺得冠军。
“做事义不容辞是尽责，助人义无反顾是道义。”──这是田先生只讲付出，不顾回报的“金科玉律”。
田家炳先生为人重情义，经常在亲友有需要时主动伸出援手。
在大麻中学读书时，田先生有一位同窗好友刘同学。几十年来，二人常有联系，后来刘同学患病而终，田先生方知对方一直生活困难；对于自己未能及时施以援手，田先生一直耿耿于怀。故此，他特别嘱咐长子安排刘同学的儿子在东莞田氏工厂工作，关怀备至。
一九七七年及一九七八年，田先生曾两次申请在大埔县政府部门任职的舅弟房德昭夫妇来港探亲。按当时港例，国人不拘任何身份到港，均可申请身份证取得香港居留权。田先生两次都建议舅弟依例申请，但房德昭夫妇坦言既是来港探亲，就应避免引起别人对姐夫的“误会”，仍一本初衷婉谢好意。
一九八二年，当局特批准房德昭全家定居香港。田先生在他们一家来港初期给予照顾，后来又资助其幼子赴外国升学，对其余子女的工作也悉心照料。房德昭先生忠厚坦诚，谦虚严谨，深得田先生欣赏和信任，获邀担任田家炳基金会创会董事，并主理家乡捐资项目。
此外，田先生的公正无私及仁慈良善，也甚得亲友们的信任。故此，他常常为亲友解决家庭问题和纠纷。虽然这类事情总是吃力不讨好，有时更会召来怨怼，但田先生仍希望能尽一己之力，和平解决争端；遇到不明事理的亲友无理非议时，他总是抱着“根深不怕风摇动，树正何愁月影斜”的心态，一笑置之。
二零零五年七月，田家炳先生在家中看到南京《扬子晚报》的一则报道，目光被标题所吸引──〈女孩感动困境中的母亲〉，内文写道：“与母相依为命的初二女生，在参与‘勤工助学卖报活动’中，对购买报纸的客人再三鞠躬，以表谢意⋯⋯”
这则报道深深触动远在千里之外的田先生，他觉得“这个女孩好人品、好思想，还是我田家炳中学的学生，我要尽能力帮助她”。
田先生透过南京大学吴为山教授、《扬子晚报》及南京田家炳中学校长的帮助，找到这位朱子君同学。子君同学获悉学校捐款人田家炳先生有意资助她念书，感到无比惊讶。她与母亲商量后，回信感谢田先生的关爱，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现况婉拒资助，请田先生帮助其他更有需要的人。
事过十年，田先生仍然挂念着当年那位勤俭刻苦、自强不息的“南京女孩”，他让萧开廷干事再次寻找子君，希望了解她的近况，并亲笔写信问候和题名赠书。对于被田先生两度寻找及牵挂着，已是大姑娘的子君回信写道：
“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感谢与感动之情……
“已工作快四年了，家庭及工作都很满足……
“在有能力时，学习田爷爷去帮助别人……”
田先生素来强调行善不一定要有钱，更重要的是真诚真意。萧干事表示，这只是田先生对全国田校师生分外关心和牵挂的其一事例而已。这事虽然不涉一分一毫，但历经十年两度送暖，田先生对学子的关爱又岂是金钱所能衡量！
田家炳先生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熏陶，年青时期远赴南洋创业逾二十年，约四十岁安居在香港这个国际城市。田先生一直让人感到他身上既有中华文化的儒家情怀，又有西方社会的绅士风度，可以说是“仁义传家，中西合璧”。
田先生大部分的子女，都在外国读大学时信奉基督教。田先生虽为一家之主，但绝不干涉家人的信仰，尊重每个人的信仰自由。子女成为基督徒后，田先生不再要求他们烧香拜祖先，又免去他们在祭祖时的跪拜仪式；当夫人也归信基督后，他更取消了烧香拜祖先的仪式。
田先生少年时，在家乡大埔县见过传教士传道，初次接触基督教的教义。他一直佩服耶稣舍己为人的精神，以及传教士所宣扬的爱人精神，亦看到基督徒谦仁博爱的行为表现，因而对基督教有良好的印象。
田先生自问一向凭良心做人，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自己是一个“好人”，自以为毋须耶稣指引。多年来，儿女们恒常地为他祷告，祈盼他接受信仰。及后，他也渐渐明白到即使再好的正人君子，同样有七情六欲，亦难免会犯错，领悟到“在人眼中的好人，在神眼里，还是一个罪人”。
直到二零一三年，田先生已接近九十五岁，才决心归信基督。在子女们的心中，父亲接受洗礼成为信徒，比他拿到什么荣誉学位或勋章更重要，四个女儿都特地从外地赶回香港观礼，一家人见证父亲受洗，分享这份喜悦。
在田家炳基金会成立后的首二十年，田先生秉持“浇树要浇根，好钢用在刀口上”的信念，教育捐资主要集中在师范大学、中学和小学。
不过，在一九九六年捐建北京林业大学的体育中心，却是一个例外。
北京林业大学是林业教育的重要基地之一，林业是艰苦的行业，学校肩负培育体魄强健的林业工作者的重任。由于当年国家教育经费紧缺，“北林”几代体育教师想建设新体育场馆的愿望都变成泡影。
田先生得知该校的需要后，决定捐资二百五十万元，建设一个面积近三千平方米的现代化体育馆。后来校方计划扩充室外运动场地，面对增加工程资金的压力，一时进展艰难，只好向基金会请求增加捐款。当时已确定或正在洽商资助的项目颇多，田先生自感力微负重，但对学校的困境感同身受，毅然决定破例再增加五十万元捐资，以助一臂之力。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北林”体育中心的建设，既可为师生员工提供优质的运动、健身场所，亦可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少做锦上添花的事，多做雪中送炭的人。”
田先生很有远见，他倾注于绿色事业的爱心，加上雪中送炭的行为，已镌刻在千千万万“北林”学子的心中。“北林”的办学理念是“知山知水，树木树人”。正如古语所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人才是长久之计；田先生的捐助，正是为“树人”尽一分绵力。
每年春秋两季，田家炳先生都会奔波全国各地，出席受惠学校的捐资、奠基或揭幕典礼。田家炳基金会干事萧开廷，分享多年来跟随田先生出差的往事。
一九九八年，萧干事第一次陪同田先生往广东韶关出差。回程当天，田先生一大早便让他先行结算基金会人员的住宿费用。后来，他才知道田先生不想接待单位承担额外开支，深深体会到这位慈善长者出钱又出力的心意。
每次出访前，田先生都有特定指示。譬如，不住豪华宾馆。在活动方面，他都请主办方减去一切繁文缛节，不要铺张；典礼时间最好控制在半小时内，避免对接待单位造成打扰。此外，他一概婉辞各方送礼。
“为了替接待单位节省费用，有时他更刻意将行程排得紧凑一点，一星期内跑三四个城市。回来后，又写信感谢对方的盛情接待，感激主要领导、嘉宾的出席，令活动生色不少。”萧干事补充。
要数田先生最喜欢出席的活动，萧干事笑着说：“田先生最喜欢的活动，莫过于与学生交流和分享。”不论活动场地大小、人数多寡、布置繁简，总能看到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滔滔不绝地与学生对谈，而且无所不谈，有问必答。
每次分享结束，现场学生都像“粉丝”见偶像般，争相上前与田先生合照及索取亲笔签名。田先生每次都耐性地“配合”，他认为合影、签名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动作，他更希望藉着这简短的交流机会，诚意为学生送上鼓励和关怀。这种来者不拒，完全不知疲累的忘我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做善事要用心，有心的慈善才有价值。”这句话在田先生身上“表露无遗”。
四. 诚信坚毅
田家炳基金会干事萧开廷说：“田先生坚守他的时间观念，外访从不迟到，亦不会太早到。守时就是守信用，信用就是信任。”他忆述过去随田家炳先生出访，有两件事至今仍历历在目。
在一次出访的最后一天，因距离探访时间尚有两小时的空档，于是大家相约集合时间后，便各自回房间休息。萧干事说：“我是在集合前五分钟被田先生叩门叫醒的。当时田先生平淡地跟我说：‘我们五分钟后出发，不可耽误行程。’我竟然让自己的老板提醒时间，当时真的懊悔死了。”
自此之后，萧干事明白田先生对时间的重视，加倍小心谨慎，不敢稍有差错，误了田先生的行程安排。
某年春节后，萧干事跟随田先生从河北保定到北京大学参与学生座谈。因担心路面交通情况会受节日影响，特意提早出发。岂料，路面交通意外地顺畅，他们比约定时间提早近四十分钟到达。田先生随即吩咐：“先把车子停在一旁，我们提早五分钟到达便好了。”
三月飘雪的北京，气温仍然寒冷，萧干事不安地说：“现在气温确实有点冷，不如我致电北京大学解释情况，看是否方便早点过去？”田先生只淡淡地说：“北大当然不会拒绝我们提早过去，但这样会打扰人家原来的工作，造成压力或困扰。我们在这里再坐一会，没关系。”
经常陪同田先生接待访客及外访的萧干事，深知田先生的时间观，谨遵田先生的教诲：“不仅要守时，更要掌握在约定时间内完事，客随主便，不多流连。”
田家炳先生生于小康之家，父亲玉瑚公在河口墟开设“广泰兴”商号，经营油米杂货的生意，又设瓦窑产砖瓦。玉瑚公是一位诚实的商人，做生意童叟无欺，从不拖欠他人，备受乡里尊重。
上世纪二十年代，市面货币为银元，但零钱银币的流通量不多，买卖支付都不方便。玉瑚公考虑民众所需，自制竹片与最低面值的银币共同使用，在全村推出后，令村民的日常生活更为便利，深受大众认同。这些竹片背后体现着玉瑚公超卓的信誉和人格，耳濡目染之下，田先生也深明“诚信为本”的营商理念，知道以诚待人，事业才能长久发展。
可惜在田先生十六岁那年，玉瑚公就辞世了。
田家虽非大富之家，但若田先生想继续念书，也绝无经济问题。可是，为了陪伴母亲及肩负持家重责，他决定辍学，继承父业，管理由玉瑚公创办的砖瓦厂生意，主要负责商铺及对外往来营销的事务。
田先生年纪轻轻，便挑起家庭的担子，谋生养家，谈何容易。幸好玉瑚公经营“广泰兴”时，他经常随侍在侧，招待客人，学到了待人接物的道理，以及社会动态、政局变化等知识，比一般同龄人成熟稳重。
田先生接管父亲的生意后，工作勤奋，更抱持积极而进取的心态，用心经营。他穿梭在多个村庄间推销砖瓦，买主听说他是玉瑚公的儿子，都爱护有加，乐于相助。加上他老成持重、谈吐得体、以诚待人，很快便赢得他人信任，把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
大埔县境内，山多而高，平地甚少，交通不便。当地人谋生不易，大都往海外发展。在一八八五年成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是当时大埔人的首选。
田家炳先生眼见家乡的生意发展空间有限，且竞争激烈，便决定开发市场。他发现越南有不少同乡开设瓷器厂，但缺乏上乘的制瓷原料，导致产品质量较低。田先生祖上遗下一座瓷土山，坐落韩江口，高岭土质优而产量丰富，可直接水运到潮汕出口，运输费用低，整体成本很有优势。他计划将高岭土去粗淘精制成干瓷土砖，运往越南销售，这样既可进一步扩大家乡瓷土产业，也可使越南的瓷器厂得到上等原料供应。
在一九三七年的秋天，才十八岁的田先生怀着雄心壮志到海外创业，在邻近越南西贡的早翁市创办泰安隆瓷土公司，踏出创业的第一步。
由于提供的瓷土质优量足，成本较低，泰安隆的生意迅速发展起来，甚至比当地三家由大埔同乡经营的老商号更佳。他心存忠厚，有意团结同乡同业，共创双赢，遂向他们提出合作意愿。翌年，田先生和张秩轩先生等人合组成立了茶阳瓷土公司，公司一经成立，业务鼎盛，获利甚丰，很快就成为越南最大的瓷土供应商。那时，田先生还不到二十岁，初次创业便如此成功，正印证了他“利人必能利己”的信念。
可惜日军于一九三九年六月占领汕头，切断了大埔县对外的唯一出口运输线，田先生被迫结束越南生意。
纵然世事无常，遭遇大起大落，田先生仍能坦然面对，他认为在越南创业的经验非常宝贵，深觉无形的收获远胜金钱，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和希望。
一九三九年秋天，田家炳先生从越南前往印尼万隆，协助堂兄家烈经营一家土产洋杂货商店“义和号”。经过一番努力后，商店利润显著增长。
好景不常，一九四一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只三个月便占领了印尼。家烈兄的住处被划为军事区，不准外侨居住，“义和号”也只好无奈结束。
在三年内两度因战祸而被迫中止业务，田先生并没气馁，而是以更坚强的意志去面对。他决定到雅加达另谋发展，辗转来到族人田国璋的五金厂任职，负责制锁工厂的生产管理工作。
田先生再一次离开熟悉的环境，投身新的行业，更由老板变成受薪员工，不仅如此，年纪轻轻的他还要面对及处理工厂老员工的种种纠纷，实在是很大的挑战。但这些处境完全没有令他感到为难。
田先生虚心学习新行业的生产技术和知识，很快便掌握业务所需。他观察到工人内部拉帮结派，且彼此间产生很多矛盾冲突，导致工厂产品的品质和产量均不达标，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于是，他首先重新安排工序，减少流程上的瓶颈；继而向老板建议设立奖励计划，将计时工资改为计件工资，提高工人的效率；又重组人员分工，并解决了工人之间的纷争。
他制订出清晰的目标，让各个部门的工人同心合作，各尽其职，工厂生产重上轨道。他提出的管理改革仅推行了短短数月，工厂便转亏为盈，而且工人的收入和士气也有所提高，深受同事的欢迎。老板也非常赏识他的管理才华，更以分配他部分股份作为奖励。
田先生将公司的利益当作自己的责任，顾及老板和员工的需要，本着认真、勤奋及大公无私的原则，凡事以理服人，树立好榜样，印证他一向坚持的“己立立人”之信念。
田家炳先生以德服人，只用了数月时间，便将制锁工厂的业绩扭转颓势，赢得老板及员工的信任。因为欣赏他的正直作风及处事能力，田国璋先生遂将会计及税务工作也交予他去管理。之后，田先生持守着“利人必能利己”信念，倍加尽心尽力。
自十六世纪起，印尼已是荷兰的殖民地，税制也跟随荷兰制度，利得税率颇高。而且当时税局人员贪污盛行，商人纵然诚实报税都会受到刁难，造成无人“报真数”的情况。一般的假账都是少报营业额、增加支出，使账面上出现亏损或薄利，以减低税金。
田先生研究后，向田国璋先生建议：“我们报税时只需如实申报整体支出，使账面上出现相对以往高的盈利。这样，税局人员见税收增加了，便不会怀疑我们有所瞒骗。”田国璋先生想想可行，同意让他放手一试，结果与他们的预期一样，成功通过税局的审查。此后公司不再受到税局的为难。
田先生明白税款是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也是国民的基本责任。所谓“取财应有道”，后来他经营自己的企业时，重视遵守法规，账目纪录公开透明，从不隐瞒。他在东莞及广州的企业，均获得“信得过企业”的称誉。
田先生曾表示，在越南及印尼的工作经历，让他获得了难得的管理知识和实践经验，为日后的创业之路，打下坚稳的基础。他在事业路上自强不息，勇于迎接挑战，相信一分耕耘自有一分收获。
田家炳先生十八岁时决定离开家乡，远赴南洋寻找出路，开始独立生活。在创业及经营的路上，他紧记父母的教诲：要诚实敦厚、自强不息、洁身自爱、以德服人，故而一直都奉公守法，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更不卷入人事纷争漩涡。
早年在印尼经营土产杂货店“义和号”时，见到当地一些商人为图利益，表面上将卖价降低，暗地里却在商品的质和量上做手脚，田先生感到非常痛心。回国后，也曾有人向他介绍高回报的生意，但他都一一不为所动。
田先生觉得钱财乃身外之物，而且有钱并不代表幸福，即便需要赚钱，也要赚得心安理得。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类“特别优厚”的好意，有违《治家格言》“莫贪意外之财”的教诲。
他坚持用正直的方法经营业务，对商场上或机构里的“暗中交易”“尔虞我诈”不以为然，更不愿同流合污参与“回扣”的运作，这种做法虽然较难适应市场，更有人认为他不懂“行规”，但田氏的廉洁声誉就是这样建立起来了。
田先生终其一生秉持“规规矩矩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原则，从不沾手股票，不做任何投机取巧、贪图厚利而风险高的投资，也不做不劳而获或力所不及的事，只专注于发展实业。
一九三七年，田家炳先生首次离开家乡，到越南及印尼发展及创业。从商贸到工业，每次都是从零开始，过程充满艰难险阻。
凭着对市场需求的高瞻远瞩，田先生率先在一九五六年引进日本的先进设备及原料，在创立的树胶厂投入生产防水耐用的PVC薄膜，因属印尼第一家出产此产品的厂家，故而销路畅旺，并促使下游加工业蓬勃兴起。可惜，印尼的排华局势日益加剧，为了子女的华文教育、家庭的平安和事业的长远发展，他在一九五八年毅然放下如日方中的事业，转赴香港定居，另创塑胶薄膜及人造皮革生产事业，再一次从零开始。
香港是一块弹丸之地，不容易寻找适合建厂的大幅土地，亲友及商家朋友均认为他的建厂计划有风险，纷纷劝他三思；但田先生看好香港背靠祖国，是自由免税港，有着低税率、金融及法治体制健全等有利条件，是邻近国家和地区都缺乏的优势，所以他认定香港是具有轻工业发展前景的福地，还能借此开发产品外销，其创业的决心坚定不移。
“做生意除了赚钱外，应有更高的理想。我希望投入塑胶工业的发展，因为工业可贡献社会的经济效益。”田先生在机缘之下，认识了当时的新界乡绅陈日新先生，并得他协助购入新界屯门大幅的海滩地。田先生以商人身份填海造地，建厂创业，又一次缔造先河。
六十年代，大陆移民潮推动香港本地加工业百花齐放。田氏塑胶厂创造就业机会之余，也推动下游加工业的发展，协助香港打开出口国际市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田先生跟随时代的步伐，创建东莞田氏化工厂及广州田氏塑胶厂，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常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田家炳先生曾在不同地方发展事业，都取得成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靠着良好的人际关系，得到各方友好相助。
“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觉得奇怪，好像到处都碰到贵人，人人都乐意与我来往，给我帮助。”田先生由衷地说。在越南，与张秩轩先生合作销售大埔瓷土；在印尼，深受制锁工厂老板田国璋先生的赏识；在香港，得到陈日新先生协助购入建厂的土地──他们全都对田先生衷心佩服，乐于相助，当中尤以陈日新先生与田先生的关系最为深厚。
一九五八年，田先生刚从印尼来到香港，虽然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他极欲发展当时无人投资的塑胶薄膜和人造皮革工业，期望能开拓香港的下游加工业，对香港的经济产生推动作用。
可是，初来乍到，田先生在香港人地两疏，经过数月仍无法找到合适的建厂地方。就在这时，他遇上了时任屯门乡事会主席的陈日新先生。
陈先生与田先生一见如故，他俩年纪相近，又同是客家人，经常以客家话深入交谈，成为互相信任、推心置腹的挚友。陈先生欣赏田先生的真诚与气魄，便以优惠价转售手中约三万平方米的屯门海滩地，为田先生解决了创业的大难题。田先生移山填海，把海滩变成陆地，历时两年多，“田氏塑胶厂”终于建成。
所谓“施惠无念，受恩莫忘”，数十年来，田先生每每忆及陈日新先生对他事业所起的关键作用，仍然满怀感激，念念不忘。
田氏塑胶厂在一九六零年秋天正式开业，凭着“诚信”二字，经过多年的稳定发展，在业界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准时付账，更是公司的惯例。
塑料产品的主要原材料是石油副产品，其价格常因石油供求以及国际政局而波动不已。田氏的客户大部分都是小企业，难以承受油价暴升所带来的冲击；可是以原价供货给客户，又会为田氏带来亏损。
面对这种状况，田先生认为：“我的客户与海外买家签订合约，一般都是季前已定下，他们实在无法临时加价。我宁愿吃亏一点，依原价供应⋯⋯”故此，田先生始终尊重合约精神，从不因油价波动或其他因素而变改已与客户协议的价格。
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却受到供应商拒绝履行合约，被迫购买贵价原材料。虽然买卖两头同时受压，但田先生仍会一力承担，这是田氏一直坚守的诚信之道。
过去，香港曾出现多次经济衰退的危机，有人问田先生如何面对经济困境，他回应说：“我不但不会躲起来，而且会如常上班，主动向银行或供应商提出延期付款的方案。大家都知道田家炳守信，相信一定会给予通融，帮助我解决一时的周转困难。”
“一间有信誉的公司，会让客户有信心，也是经营的重要元素。”
无论是公司员工、原料供应商、客户、服务商，田先生皆视为长期的合作伙伴，重视建立互信的良好关系，这是他一直抱持的企业精神。他的儿子接棒后，仍秉承其经营信念及企业文化，田氏始终维持良好的商誉。
田家炳先生初到印尼谋生时，曾发现一大块具备好水源的荒地，特意介绍朋友发展木薯加工厂。朋友奇怪地问：“附近无人种木薯，怎样发展木薯厂？”田先生笑着分析：“有木薯工厂便会有人种木薯，这个是供求问题。”朋友想想后觉得他言之有理，遂投资开厂，结果带动不少印尼人种植木薯。
其后，田先生再向朋友提议：“你给木薯农一些运费津贴，与他们建立良好关系，对工厂日后的供货及营运都有帮助。”这建议让朋友的工厂与木薯农保持着友好的合作关系，厂方也获得好回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塑胶下游加工业不甚发达，主要原因是欠缺本地原材料生产商，订货成本较高之余，安排也欠灵活。田先生设厂生产塑胶薄膜及人造皮革，为本地下游加工业创造了发展的机会，提供了互惠共赢的供求环境。
“重情谊”是田氏的公司文化，田先生与客户、原材料商及服务供应商都保持密切的关系，培养出深厚的情谊。与田氏合作多年的德国原料商，即使多次易手，对田氏的良好评价依然维持不变；日本供应商也因为信赖田氏，乐意提供最新的行情资讯。一九七四年，田先生的长子回港协助管理工厂业务，德国和日本供应商都主动为他提供专业培训，让他在短时间内掌握生产技术。其后，大家亦合作无间，一起研发新配方，开拓新产品市场。
“做生意要有眼光，也要有互惠共赢的胸襟。”田氏父子深明此理，正是经营事业成功的关键！
田家炳先生于一九六二年购入一块位于九龙长沙湾的工业地皮，建成十二层工业大楼“田氏第三大厦”。
大厦设有货物装卸平台、重型货物升降机、充足的停车位，还有完善的安全消防设施；每层占地二千平方米，可间隔不同大小面积的单位，是当时设施规格较高的工厦。田先生将大厦的地面层辟为田氏公司的货仓，方便市区的下游厂家提取塑料，有助他们减低物流和仓储成本。大厦的建设吸引到不少租户，部分更是田氏的下游厂客户，为公司带来稳定的租金收入，得以投入更多资源去提升塑胶生产质量，达致相互共赢。
田氏为下游加工厂提供价廉物美的塑料产品，以及本地取材的方便，让他们减少依赖进口采购，加上廉价高效的劳动力，大大促进了香港加工业的发展，并提升香港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早于一九六零年，田氏已参加香港工展会，在推广田氏原材料之余，也介绍田氏原材料可制成的商品，如雨衣、玩具、皮包、文具、家具等，借机为加工厂客户宣传，推动香港出口贸易。
田先生曾说：“做生意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更要考虑客户的利益，让对方有利可图，这样生意才能长远做下去。”
再者，田氏产品一向以品质为先，从不投机取巧或偷工减料，令客户放心使用。故此，客户一直视田氏为可靠的供应商。事实上，上世纪五十至九十年代是香港制造业的鼎盛时期，很多原来的家庭式产业，现在已发展成具规模的企业。田氏在香港工业发展的长河里，也完成了其使命。
田家炳先生踏实经营生意，加上眼光独到，性格果敢决断，往往能在经济起伏中掌握时机，取得利润，并用以回馈社会。
一九五八年，田先生决心举家移居香港，有别于一般人移民时，先试探当地情况的做法。亲朋均劝他三思，又问他：“万一决定错误怎么办？”田先生决断地回答：“我生活俭朴，能刻苦耐劳，没有什么困境会难倒我。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子女接受中文教育，和在安定的社会中生活。”
一九六七年，香港经历六七暴动后，不少商家撤资移民，香港经济走下坡。田先生却认为是发展的好时机，低价购入元朗屏山的数万呎工业地，此举深得政府认同，全力协助田氏建厂，大开方便之门。
一九七三年十月，石油危机导致香港股市暴跌，但田先生对未来前景有信心，仍继续扩充生产。一九七七年，田先生配合政府发展屯门新市镇计划，将屯门厂的生产线并入屏山厂，在原厂地北侧兴建了三幢工业大楼，命名为田氏中心一、二、三座，既为工业界提供优质的厂房，亦成为公司坚实的财政基础。
二零零二年，田先生曾斥资购入一幢约十三万平方米的巨型工业大厦，拟改建成青少年文化教育大楼，以廉租租予非牟利机构举办青少年文娱、艺术、教育等活动，租金收入拨作捐办公益事业。可惜，田先生的活化工厦计划较政府的政策早了近十年，在不同的限制下无奈搁置，大厦仍作工业出租，租金收益则用于慈善。后因当时接受各地资助的学校项目众多，金额至巨，为解除精神负担，二零零五年田先生决定将此大厦出售，得款除了加快实现捐资承诺，并同时增加资金继续扩大教育捐赠。
田先生的当机立断，成就了田氏的成功及财富；而他也善用有“贝”之“财”，培育无“贝”之“才”，并视之为更珍贵、更有价值的美事。
五. 有责任感
田家炳先生是在父亲四十八岁时出生，玉瑚公老来得子，自然欣喜不已。他对儿子的要求很高，爱之深，也教之切。小时候因就近上学的关系，田先生多留居玉瑚公在家乡开设的“广泰兴”商号内，长期随侍在侧。玉瑚公为人一言九鼎，慈悲济世为怀，时常怜孤恤寡，田先生受到父亲的影响，自幼便明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应当行善积德的道理。
玉瑚公非常重视家庭教育，亲自督教儿子中华传统文化。除了古代圣贤忠孝节义的故事，玉瑚公也会向儿子讲说一些有意义的文章，教导儿子修身立品，自强不息。不论是故事或是文章，都令田先生印象深刻，引为做人处世的模范。
此外，玉瑚公也会讲述祖父辈客家人南迁的悲壮历史，又会引述事业有成的乡贤的创业经历，为田先生带来启迪。当中，祖籍大埔县的南洋华人首富、张裕葡萄酒创始人张弼士，在中国建设铁路、银行，参与工商业、教育的种种事迹及贡献，因而获得慈禧太后的礼遇，让田先生印证回馈国家是正确及值得尊敬的事。
玉瑚公还不时藉着日常生活事例，教导他做人的道理：“‘六月炉边铁匠，三冬江上渔翁，彼岂不知寒暑？只因业在其中。’铁匠在酷热的夏天，仍在火炉边辛勤打铁；渔翁在寒冷的冬天，仍在江上捕鱼干活。他们这样辛苦，不避寒暑冷热地工作，为图温饱之外，也映照出敬业乐业的精神。
“只要你在少年时好好学习，洁身自爱，自强不息，长大后为社会作出贡献，便是真正报答亲恩的最好表现。”父亲的谆谆教诲，正是赋予田先生终身“自强不息，力求上进”的动力来源。
田家炳先生的三女在美国念大学时，认识了一位来自台湾的王同学。王同学的祖父母因为政治局势变动，被迫分散在大陆和台湾两地，二十多年来无法通信联系。王同学知道祖父非常挂念妻子，很想帮助两位老人家互通音信，希望有人在香港替他们转寄书信，于是三女便问父亲可否帮忙。
田先生非常同情他们的处境，便义不容辞，一口答应了。
事隔多年后，三女在暑假回港探亲。她帮父亲整理书信文件时，讶然发现有几十个厚厚的文件夹，内里全是那两位老人家往来信件的影印本，而且按日期先后次序保存下来。原来，田先生每次收到信件后，在转寄之前，都会先影印一份副本，以防信件失落或被没收。
田先生做事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纵使是面对不认识的人，他也满腔热诚，实在教人敬佩。
九十年代初，三女在美国工作时，认识了一所支持内地医疗服务的慈善机构，经了解后，她确信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项目，于是积极向父亲推荐，在一九九六年促成田先生捐建四川省雅安地区人民医院田家炳深切治疗中心。十年后，田先生又在当地捐建了雅安市田家炳中学。
“人生的价值就是能够考虑别人的利益，为他人做出一些贡献。”这是田先生做人的信念，即使是在小事上，他都能以身作则；子女耳濡目染，不知不觉间，便受到了影响，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也尽量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田家炳先生自幼在父亲严格的教导下，早已打稳学业基础，更培养出他对社会的责任感，立志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一九三三年秋天，田先生顺利考上大麻中学。基于良好的家庭背景及成长经历，加上天资聪颖，田先生的学业成绩非常优秀，深得师长喜爱。求学期间，他自律甚严，谨记父亲的教导，尊敬师长。
在老师的鼓励下，他与好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敦品励学社”，致力于磨练自身的道德品格修养，各人勤奋学习，互勉互励，努力提升学业成绩，以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为目标。
虽然田先生在大麻中学只待了两年便因父亲猝逝而辍学，但他对于母校的栽培之恩一直念念不忘。自一九三七年离乡到南洋及香港创业，田先生在一九八九年首次重返故土，便即访问大麻中学，怀缅从前读书的日子。为了回馈母校的栽培及改善家乡学子的学习环境，他捐资为母校建设科学馆、教师及学生宿舍等五项设施，师生无不感动。
“处世未曾忘校训，立身长记践师箴。”这是田先生后来送给母校碑记上的题词。
“传火于薪，永无尽时”——大麻中学回报田先生的厚爱，也为了将他当年努力求学、奋发上进的精神，一直延续传承下去，于是在二零一七年重新成立”敦品励学社”，勉励同学重视品德，努力学习，锻炼自己。
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后，印尼市面上物资缺乏，田家炳先生审时度势，认为是发展工业的大好时机。在田国璋先生的支持下，他决定善用印尼丰富的天然资源，先后于一九四六年及一九五二年创立“超伦树胶厂”及“南洋树胶厂”，并凭着良好的产品品质，获得用家的信任和支持，并带动印尼下游加工业的蓬勃发展。是时，田先生被誉为不可多得的青年工业家。一九五八年田先生移居香港，两年后创立“田氏塑胶厂”，开启新的事业征程。
田先生自十六岁起，已从商多年，他为何会选择发展工业呢？
他斩钉截铁地说：“我认为贸易商靠卖别人的产品赚取中间价，比较被动。生产事业比较适合我的性格，因为我可以自己好好监控产品的质量，聘用不同专业的员工，从产品开发、原材料采购、生产，以至于销售，建立自己的品牌，服务好客户。工业是属于实业，对社会产生的效益最大。”
一直以来，田先生心中铭记父亲的教导-“取诸社会，用于社会”，对社会发展具有崇高的责任感，认为要在力所能及时回馈社会，才算是一番成功的事业。自六十年代开始，田先生便出钱出力，积极参与香港多所慈善机构的公益工作，更于一九八二年创立非牟利慈善机构-田家炳基金会，致力推动慈善事业，多年来捐资项目遍及全国。
田先生既是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一位慈善家，难怪不少学者都称颂他“具备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是儒商的楷模”。
广东大埔县境内崇山峻岭，平地甚少，不少村落没有桥梁渡河，村民仅以木板搭建简陋木桥，方便出入。田家炳先生在十二岁那年，有一次放学回家，途经银溪准备过河，发现河水水位因暴雨而高涨，淹盖了原来的木桥，自己又不懂游泳，幸得同学协助，才能渡河回家。事后，一位同学说：“要是水流更加湍急，恐怕我们都得在对岸过夜了！”当时田先生心想，将来有能力，一定要在这里建一座桥梁，使乡亲出入、孩子上学，都更加方便及安全。
一九七八年，田先生在大埔县首府湖寮镇捐建了第一座“田家炳大桥”。一九八零年大桥落成时，他写下了一段心声：“建造大桥，改善民生，为当前急务。炳以桑梓公益，责无旁贷，乃毅然肩负全部建设的重任⋯⋯”
一九九四年，他再捐建了长四百八十九米，横跨韩江的高陂大桥，是连接大埔与潮汕的重要通道。此项建设，大大改善了大埔县的营商条件。
一九九七年，田先生终于实现了当年在银溪建桥的心愿，在他曾经徒步淌水的地方，捐资建起一座钢筋水泥的桥梁，即现在的“河口田家炳桥”。
至今，田先生在大埔县捐资兴建的大大小小桥梁，已有一百二十多座。这些桥梁不单大大改善了县内的交通，带来不少经济增益；更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增多了，原有的一些“光棍村”也随之消失。
最初，内地政府推动招商引资，有不少人建议田先生多做些可谋利的投资项目，会更受领导欢迎，且可“名利双收”，但他都不为所动。“我不敢享受政府提供的任何优惠，我只是做了自己觉得应该做的、力所能及的事。”这就是田先生的初心。
“立德、立功、立言”，是古人追求的三不朽。
田先生自小受到父亲的教导，立志长大后要为社会作出贡献，光宗耀祖。他不讳言：“追求名利能激励人上进，有助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标。但求名应循正当的途径求取实名，求利也应在合情合理的原则下去求取应得的利益。”
多年来，田先生为善积德，却从不以德自居，亦不以功自傲。他做公益，也坚持不图回报，不求虚名。然而，他却从不拒绝将其捐助的学校、桥梁等以“田家炳”命名，这岂非自相矛盾？
在一次接受访问时，他曾就此解释：“本来我不希望用我的名字作为校名，但是想到如果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学校会觉得责任更重大，办不好会对不起我；而且地方政府也会更重视。
“如果学校办不好，校名上‘田家炳’三个字，不但不是荣耀田家炳，反而会丑化田家炳。若有家长说‘千万不要送儿女到田家炳学校读书’，那‘田家炳’不就是个耻辱吗？”他接着说。
田先生希望受助者珍惜名誉，不要做出有辱田家炳之名的事；其次亦盼望收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吸引更多人为社会做好事；更重要的是藉此激励自己和儿孙，严格要求自己，多作有益世道人心之事，不要辱没自己的名字。
有人说，田家炳的名字不再是一个人的代号，而已经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亦有人说，如果说田先生对社会的无私捐赠是个有限数位的话，那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则是一笔无法量化的巨大财富，将年复一年地造福社会。
“家风客纳三千众，炳绩城归七十余”，这是田家炳先生最欣赏的一副对联。上联是战国时孟尝君田文广纳三千门客的故事，下联是齐国大将田单用火牛阵击败燕国，一举收复七十余城的功绩。田文、田单两位都是田家先祖，而对联首字嵌入了田先生的名字，也是对田先生继承祖风、乐善好施的称颂。
“慎于始才能慎于终”，田先生一向自奉诚信为本，“田家炳”这三个字就是他的信誉。田先生致力捐资教育，用自己的信誉来建校，渐渐地自己的名字与全国二百多所学校同名了；故此，他也非常着紧“田家炳”的校誉。
二零零三年，香港田家炳中学陈建熊校长和仁爱堂田家炳中学戴希立校长同时荣获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首届校友成就奖。田先生应邀担任典礼主礼嘉宾，亲到现场祝贺两位田中校长，也表示自己与有荣焉。
每年，各地都有不少田家炳学校的师生来到田家炳基金会拜望田先生。见面时，师生们都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自然流露出对田先生的感激与敬仰之情。
“田家炳来到了‘田家炳’”，我们不时在媒体报道中看到这样的新闻。田先生无时无刻都心系田家炳学校，他不但把学校师生视为一家人，而且心存感谢。例如，每当有学校向他汇报学校办学取得的佳绩时，他都回信以“令我沾光不少”，给予学校上下肯定与鼓励，也是感谢对方为“田家炳”添了一分光荣。而田先生自己每获得一些荣誉，也都会收到无数田家炳学校师生的贺信和祝福。
田先生大爱无疆，用一己之力支撑着一个教育品牌，形成全国田家炳学校一家亲的局面。何谓“荣辱与共”，或许这是一种印证。
六. 为国育才
田家炳先生在大麻中学读书时，就爱看学校壁报，也留意到校刊上用红纸油印，向捐赠教育经费者感谢的公告。父亲曾用古训“独富独贵，君子耻之”，勉励他要向慷慨捐款的贤明之士致敬，日后成材也应仗义疏财，为民众办好事。父亲的言传身教，早就把一颗慈善种子，种植在他的心中。
少年失学是田先生心中多年的“隐痛”。他多次在不同的学校活动上发言：“教育是百年树人大业，不但对个人成长及事业重要，更是关乎国民素质、文化盛衰、国家强弱的重要因素。我国十三亿人口，若维持低教育水准，是沉重的大包袱；如能提升教育，人多亦可变成是最好的资源。”故多年来，他一直义无反顾地致力捐资教育。
田先生相信“中国的希望在教育”，为了让学生接受更好的教育，他的捐资先在香港和家乡大埔县开始，再由广东扩展至全国。一九九五年，经香港中文大学卢乃桂教授和香港大学梁一鸣博士推荐，田先生扩大捐助范围至重点师范大学，随后更在教育部师范司的支持下，让受惠院校遍布全国。
平时与人交流，教育永远是田先生最关注的话题。他钟情资助师范大学，重视师资培育，因为他认为好的教育需要好的学校，更需要好的老师。
“一日为师，终生为师。无论地位多高的人，见到以前教过自己的老师，也得毕恭毕敬的叫声‘老师’。”他认为做老师是最伟大的工作，故从小就很敬重老师。田先生在教育方面的贡献，虽有别于老师栽培学生；但正如卢乃桂教授所言，田先生的“仁爱、善意和坚毅”，让他成为“百校之父”，他的贡献，有若和风清泉，泽荫神州。
在众多慈善项目中，田家炳先生特别关注教育。他在全国各地捐助的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等各级学校已超过三百所。近十年，田家炳基金会每年直接资助提升教育内涵的项目均超过五十项。
香港教育大学郑燕祥教授形容，田先生已在全国建立了一批战略合作伙伴及交流平台，有系统地去做教育提升的工作。香港公开大学校长黄玉山教授就称赞田先生是杰出的实业家和慈善家，也是爱满天下的教育家。
可是，田先生总是谦虚地说：“我是一个普通人，只是尽己所能，做一点能力所及之事。我个人力量有限，捐出的钱不多，可谓微不足道，这样做，只为把钱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也是抛砖引玉，希望唤起社会对教育的关注。”
二零零九年，田先生决定优化田家炳基金会管治架构，邀请大学校长和社会俊彦参与管治，自己则退出董事局。及后基金会的工作紧密配合国家政策及社会发展需求，加强与各地大学和不同机构的合作，在青少年德育、教师专业发展、中华文化传承等范畴开展特色项目。
事实上，经过多年来的努力，国家投放于兴建学校、师资培训、提高教育素质等方面的经费持续上升，毕业生就业率及学生入学率都有显著的增长，对此田先生深感欣慰。
抱着“国家强盛，教育先行”的信念，田先生在捐资教育方面一直不遗余力，身体力行。他抛出这块“砖头”，是希望大家体会他的苦心，更期望能感染他人，共同为社会尽一分力。
北京自然博物馆成立于一九五一年，主要进行古生物、动物、植物和人类学等领域的标本收藏和研究，是新中国独立筹建的第一座大型自然历史博物馆。
一九八七年，香港《明报》中国消息版刊载一篇〈北京自然博物馆濒临绝境〉的专题报道，内容提及该馆是青少年学习科学的大课堂，惟因存放珍贵标本的库房设于不通风的地下室，没有恒温恒湿设备，致使标本开始发霉，甚至永久损坏。
田先生看到报道后，心感前人花费巨大心血、物力和财力，长期搜集积存下来的珍贵标本，若因保管不善而毁于一旦，恐怕将来无法弥补损失。于是，他马上直接致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表示愿尽绵薄之力，捐资建造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标本馆。一九九二年，标本馆落成，十万件生物标本得以好好保存。直到今天，此馆收藏的标本已超过二十七万件，当中有不少是已绝种的生物化石标本，包括中国唯一的恐龙木乃伊，以及圣贤孔子鸟、龟鳖、早期的被子植物等。
在数十年的慈善捐赠中，田先生主动自荐捐资的情况确有不少。二零零八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第四轮配对补助金计划，鼓励公营大学向社会各界进行募捐。当时香港经济发展下行，田先生仍主动珍惜良机，分别为香港八所大学捐献等额的善款，协助大学争取到一元配一元的等额配对补助金。各大学均将捐款和配对补助金用来成立永久性田家炳教育基金，每年用孳息来举办教育交流的相关项目。之后，田先生又定期为各校的教育基金注资捐款。
所谓“取诸社会，用于社会”，田先生认为将“赚来的钱用在造福社会，可造出更多有意义的美事”。
田家炳先生常常说：“点滴贡献，只是稍尽回馈社会之责。”
陕西师范大学张建成教授，早年多次负责联络和接待田先生。他忆述田先生的两次“点滴”举动，让他至今仍难以忘怀，亦非常感激及敬佩田先生。
时值千禧年，田先生应邀再次到访陕西师范大学，获校方安排观赏学生的舞蹈表演。当时音乐学院的大舞台灯光音响效果虽然不错，但是没有帷幕设备，故在节目过场换景时，工作人员的“繁忙”身影和动作，台下观众全都看得清清楚楚。表演完毕后，田先生受邀请上台与同学合影和致辞，他说：“每一节目都很精彩，谢谢校方和同学们的精心安排，真是名师出高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希望同学们继续努力，追求更好表现，日后必定成为舞蹈名家。只是大舞台欠缺帷幕是有点美中不足，如不介意，我乐意捐款添置帷幕⋯⋯”全场响起了良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二零零五年，张建成教授陪同时任陕西师范大学校长房喻教授出访国外，回来时专程途经香港拜访田先生。房校长向田先生介绍学校发展大计，特别希望田先生关心学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心和田家炳教育书院的工作，支持校方开展基础教育研究，并带动研究生参与教育实践。田先生一向关心基础教育的质量，也关注课程改革对学校带来的挑战，认为这是非常好的项目，于是慨然答允捐款三十万元。
田先生对学生的关顾之情，不单溢于言表，亦处处见之于实际行动。为了学生，为了教师，更是为了教育，田先生对于每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都费心尽意，全力以赴。
教育是育人的事业，田家炳先生强调“育德”比“育才”更重要。他在其资助的大学、中学里设立的奖学金，甄选的条件亦是要品学兼优。
“现在经济发展比以前好了，但社会道德正在走下坡，这一点令我特别担心，所以我不断向学校的领导、老师和学生提出德育的重要性，希望大家重视。只重学术，轻视德育是失策的。”“现实中，不少坏事都是一些有高学识，但贪婪缺德的人干的，聪明但无品德的人作恶，影响更可怕。”田先生感慨地吐露心声。
自一九九八年起，在田先生的倡议下，田家炳基金会开始举办德育研讨会，集合香港和内地的学者研究商议推广德育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朱小蔓教授曾参与田先生资助的学校德育项目。她介绍说：“田老先生形容，学校必须有好校长、好教师，靠他们自身的德行，来推动学校的道德品质及其道德氛围。由此信念，田老将开始资助德育教师培训，及道德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二零零二年，田先生在首届全国田家炳中学校长论坛上，以“己立立人”的思想勉励一众校长：要树立良好风范，校长、老师不迟到，学生自然不会迟到；校长、老师要让每位学生都知道，除了追求知识，修身立德、洁身自爱也是非常重要的。
每当和学生座谈时，田先生都训勉学生不要过分追求物质享受，要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把做好人、做好事当作自己的人生标准。
数十年来，他都坚持将“德育”放在第一位，并视之为他的终生志业。
